转自《哲学园》
中期谢林： 自由与Weltalter
1809年，谢林完成及出版了他一生最后一本书——《对人类自由本质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虽然全书只有短短的九十多页，但这本书却得到后世思想家极高的评价。海德格在1936年一学期的讲课就是对谢林此书进行仔细的分析，更说此书在黑格尔大逻辑（Science of Logic）出版之前就已经彻底摧毁了大逻辑的基础。著名神学家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也把此书说成是德国观念论最伟大的作品。近代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和Markus Gabriel也极推崇这此书。究竟这一本书有什么吸引力迷倒数代哲学家呢？
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此书并非企图发展非常划时代的思想，反而是回到一个已经过时的思路——神义论（Theodicy）。神义论一词由「神」（Theos）和论断，裁判（dike）两字组成，顾名思义就是︰为神解释，辩护神。神义论的中心问题是世界的苦难及邪恶的存在跟全能全善的上帝的矛盾：一个完美的上帝为何会容许苦难和邪恶存在呢？圣经乔布记便是神义论思路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而较近代即有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神义论》（Théodicée）一书。但神义论早在启蒙运动随着无神论的兴起遭讽刺与批评，如伏尔泰（Voltaire）的小说《憨第德》（Candide）；康德更在1791年（On the Miscarriage of All Philosophical Attempts at Theodicy）一文更指出神义论是注定失败的。谢林的哲学在这大环境下不免显得不合时宜。但谢林的哲学并非重复神义论的论点，而是贯通康德对自由及邪恶的反思及贯彻神义论尝试理解邪恶的根据的精神。
中世纪神学大多把邪恶归类为否定——阿奎那（Thomas Aquinas）对邪恶的定义是善的否定。康德哲学独特的地方就是把邪恶看成一个正面的元素。自由是道德的基础；因此，人类可以正面选择邪恶，而且邪恶不单是善的否定，而可以替代善。
谢林接受了康德根本恶（radical evil）的概念，但他没有放弃神义论的精神。他把恶与善的对立推到更高层次，成为世界开始必须存在的对立。谢林反思的开始正是厘清「开始」的意思。当我们想象万物的开端，我们都会把开端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宇宙大爆炸，神的创造、「太初有道」等等。但开端之前是什么呢？从一个神学的角度看，上帝就是开端。但上帝在创造之前在做什么呢？要解答这个问题，谢林引入了两个概念：根据（Ground）与存在（Existence）。根据与存在某程度上是对立的；谢林把它比喻为黑暗和光明。根据是存在可以出现的条件（condition of possibility）。这里谢林的同一哲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区别。同一性是具「粘结性」（cohesiveness）的；根据是收缩（contraction），而存在是扩张性（expansion）。这收缩正是同一性的粘结性。但同时根据不是理性里面因果关系的原因，而是理性之外的深渊（Ab-grund），因为它是同一性，亦即存在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的根据。上帝作为开端必须包括他自己的存在的根据。
用简单一点的语言说，上帝存在以后（由根据到存在）一切都变得有系统，可以被理解。但这个有系统及具有秩序的世界之可以出现全因一个「黑暗」、不能被理解的根据：秩序是从混沌（chaos/anarchy）中来，而这不可触摸的根据是一切存在的条件。套用谢林自己用语，这根据是不可分割的残余（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也是理解力所不能理解的源头。
这与自由有什么关系呢？在谢林哲学中，好与坏的差异是根据与存在之间不同的关系。这差异要在人里面才表达出来。在上帝里，根据与存在互不相干；他们之间的差异还没有被指出／设置（posit）。由于人同时是特殊（singular）但也是包含全体（universal）的，人是根据与存在的合成。这也代表在人里面才有善恶之分，而自由就是选择善恶的自由。当人把根据，一个收缩的力量放为中心，他就会把所有存在和外界的他者纳入自己之内，这就是邪恶的定义。这中心是什么呢？这中心正正就是理性本身。换个角度看，邪恶不是理性被一个黑暗的根据所控制。理性本身的源头就是这根据，而根据并不邪恶。但当扭曲了的理性把它放置为中心，那么这就是邪恶了—邪恶在理性里面，不是在理性之外。
在这里我们可以作一个小结：善恶的差异与自由密不可分，更是构成存在本身。每当我们用理性来理解一个可理解（intelligible），有秩序及规律的世界，谢林都会提醒我们理性不能够包含所有事物。理性的先决条件就是一个不能被分割的残余（indivisible remainder）。
Weltalter （Ages of the World） 一书把根据与存在，扩张与收缩进行更深入分析，但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讨论了。谢林中期哲学可以说是更透彻掌握理性与非理性、哲学与哲学之外的它者的关系，把这对立放进存在本身。善恶的对立渗透了整个存在，是世界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
晚期谢林：肯定哲学
谢林的哲学挑战系统的完满性，永远保留了一定的开放性。因此虽然我们说1827-1854年的哲学是谢林晚期哲学，但这不代表是他终极的哲学。谢林晚期继承了他之前的思想，针对哲学的限制做出深刻的反省。
为了反思哲学的限制，谢林用了否定与肯定哲学来审视不同哲学系统。否定哲学尝试为理性划下界限（如康德的批判），停留于解释世界，但不能够解释世界首先为甚么可以被解释。但正因为否定哲学觉得自己能够解释全世界，它会组成庞大的反思（reflective）系统来解释全世界（谢林在此实则上批评黑格尔的哲学）。但正如我们以上所说，理性永远也不能够理解自己的根据，纯粹反思只可以停留在循环推理。谢林的哲学不能够也没有意图包含非哲学，只是承认理性的限制。世界的偶然性和非理性并非可以纯逻辑地分析和推断的，而这偶然性和非理性却是存在的事实性（facticity）。从这角度看，谢林是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先声——在他1842-43年的柏林讲学中，他就提到这个世界拥有绝对的偶然性，而且大部分是非理性的（preponderant mass of unreason）。理性反而是意外，更别提世界的精神跟理性了。
当然，谢林并没有放弃思考和理性。他在1842-43年尝试解释的肯定哲学就通过揉合哲学、神学、宗教跟神话来理解存在与思维的本质。这些反思都没有达到谢林满意的形式，但这思想的开放性和反思启发了不少后世哲学。谢林自己的Weltalter一书的前言可最贴切：「Perhaps the one is still coming who will sing the greatest heroic poem, grasping in spirit something for which the seers of old were famous: what was, what is, what will be. But this time has not yet come. We must not misjudge our time. Heralds of this time, we do not want to pick its fruit before it is ripe nor do we want to misjudge what is ours. It is still a time of strug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