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哲学园》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韦伯传世的著作规模庞大，但其中最著名的，也是让韦伯生前就名声大噪的研究，或许就是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了。在这本由两篇论文构成的短小名著中，韦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仅仅产生在近代的西欧？不同于马克思(KarlMarx)那种「历史唯物论」的解释，韦伯更加关注的是西欧在文化层面的独特性。西欧文化精神的核心，首当其冲的便是基督教。为了更加具体考察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避免泛泛而论，他选择以新教中的加尔文教派(Calvinism)进行深入分析。
韦伯发现，在加尔文教派的教义中，最具特色的是它的「命定说」(predestination)，即一个人是否是上帝选民乃是在出生前就已经被确定的事情。而因为尘世与天国之隔，世俗中的人无法窥知上帝的旨意，同时仅仅参与教会活动也无法确定获得救赎。在这种「命定」而又「未知」的情况下，信徒只好通过尘世中的荣耀来亲证自己就是选民，从而使世俗的营利活动有了神圣的意味。为了积攒尽可能多的财富，加尔文教徒一方面勤勉劳作，另一方面又极尽节俭。这种将劳动视为天职(calling)的观念、强烈的成功意识以及精明克制的作风，不都是一个商人成功的必要素质吗？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所导致的「入世禁欲」观念，和那种合理又系统地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某种「选择性契合」(electiveaffinity)，从而构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文化源头。韦伯对于「文化观念影响经济行为」的著名研究，被学术界称为「韦伯论题」(the Weber thesis)。
理性化的吊诡
韦伯的著作主题多样，但「理性化」(rationlization)无疑是其中一个至为关键的线索。在上文已经介绍过韦伯的「社会行动」分类，其中涉及到了一对重要的概念：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与价值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将价值的坚持视为最重要的事情。在工具理性之下，价值顶多占有从属性的位置，目的、手段、后果这些才是更多要考虑的问题；而价值理性之下，对价值的捍卫是首要原则。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既离不开各种算计，也离不开更深层次的神圣价值。
然而，韦伯异常敏锐地意识到，现代社会的演变趋势，整体上是工具理性不断膨胀，而价值理性越发式微的过程。经济活动失去了价值支承，为盈利而盈利成了最终的目的；科层制摒弃了人情，每个人都是一部庞大机器中的零件；「袪魅」（disenchantment）的世界，人越发精明，连上帝都蛊惑不了他／她。人类变得越来越理性，也越来越单调，失去了信念与激情。韦伯认为这种理性正像「铁笼」（theiron cage）束缚住人类自身。他忧心忡忡，像先知一样做出对未来的预言：「我们面对的，不是花丛锦簇的夏日，而是冰冻冷酷的冬夜」。